de | en | fr | zh-hans | zh-hant

中国的重金属音乐吵到了谁?



 

Beijing, China  由于认为其妨碍了“中国梦”,中国政府发起了一场针对重金属音乐的“人民战争”:音乐活动被取消;乐手和粉丝被骚扰和威胁。以下是一篇来自北京的报道。

“源代码”乐队在北京Mao Livehouse的演出现场 Christoph Behrens

  初春时分,两名巡警在经过北京雍和宫糖果俱乐部门前时,听到里面传出奇怪的声响。进去一瞥后他们发现,俱乐部内正进行着一场名为“死亡之墙”的活动——乐迷们面对面站成两排,随即跟着音乐向对方猛冲。长发飞舞的场面中,两队激烈地碰撞,一些人被撞翻在地。从未见过类似状况的警察立即呼叫了增援。

  这起事件直接导致了在仅仅两场演出后,330金属音乐节就被突然叫停。警方随即对俱乐部进行了清场,只留下寇征宇坐在舞台上独自流泪。作为发起者,这是他自2002年音乐节草创以来首次看到其未能成功举办。

  在中国,政治和艺术的关系往往非常敏感,然而这种敏感关系在今年跃升至了新的高度。以往从未有如此多的音乐活动被取消或推迟。北京最大的年度室外音乐节——草莓音乐节,四月份甚至有史以来第一次未能拿到活动许可。该活动被当局无限期推迟。 草莓音乐节最主要的竞争对手——迷笛音乐节也经历了类似的命运。今年的审批程序异常的复杂冗长,以至于组织者不得不在最后关头将活动地点移至了一个距离北京650公里的城市。不仅如此,日本歌手,摇滚乐团“Acid Mothers Temple”主唱河端一和英国朋克乐团“The Boys”都未能获准登台表演。演出内容中含有对社会现状不满歌词的嘻哈和重金属歌手受到的冲击最为严重。

“文艺工作者应自觉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他们只是对金属音乐文化不够了解。” 寇征宇笑着说。现年36岁的他不仅是330音乐节的创始人,更曾作为“窒息乐队”的吉他手在德国Wacken摇滚音乐节上演出。如今他坐在北京一家咖啡厅的露台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着香烟,并尝试解释这场“误会”。“一些人当然会在‘死墙’的冲撞中流点鼻血,”他承认说,“但总会有人在你身后扶住你。大家都会互相帮助。”

音乐节组织者和金属音乐人寇征宇 Caroline von Eichhorn

  然而让官方接受寇征宇的观点似乎并不容易。有关部门认为取缔330音乐节天经地义,因为大批人群的聚集非常“危险”,且重金属音乐对未成年人会造成危害。当天混乱的清场过后,寇征宇才在警察局发现,尽管已经售出了超过1300张入场券,糖果俱乐部仅可同时容纳最多600人。“俱乐部方面之前从未提及过此事。”寇征宇说。

  直到最近一段时间,诸如“人员过于集中”和“消防安全”之类的事情似乎并不受到政府的重视。当局突然提升针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度,并对音乐人施以前所未有高压的行为显然出于政治目的。在近日举行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还向艺术家提出了“文艺工作者应自觉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要求,并强调了多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习近平主导的“中国梦”运动正体现了这种理念:全国各地的建筑外墙上、工地和地铁站里都张贴着描绘了官方认可的理想家庭形象的海报。在主旋律的引导下,留着灰胡子的作家们向群众书写着社会主义的理想;画家们描绘着祖国的大好河山;而御用的音乐家们则在用琵琶弹奏着悠扬的民歌。无论多小的村镇,这样的宣传都随处可见。

  而由于其格格不入的外表,重金属音乐迷们很难融入中国这样一个连手臂上的纹身都被视为洪水猛兽的社会。他们扎着马尾辫,身着印有重金属乐队标志的黑色上衣的形象往往格外引人侧目。

  变故的受害者自然是像Erika和Kulo这样的乐迷。这些住在上海的年轻人对金属音乐充满热情,但今年他们大部分时候只能靠坐在8层的合租房沙发上喝啤酒打发时间。“我们不再有机会参加音乐活动了。”Kulo如是说。这两个女孩对于同龄人喜欢的购物和流行音乐没有任何兴趣。她们穿着哥特风格的衣服,纹了纹身,希望可以借此独树一帜。“很多金属歌曲都会强调找到自己的道路,为自己的独特性而战。”Erika解释说。尽管二人都相信歌词中的态度与共产党希望树立的主流意识形态存在矛盾和冲突,政府突然的行动还是让他们感到非常惊讶。“在这个国家,醉酒驾车和未成年人饮酒问题根本没有人关心。”Erika说,“但他们为什么突然对金属音乐这么在意?金属音乐如此小众,根本称不上是一项社会潮流。”

  “政府就是对所有不熟悉的东西感到恐惧。”Cassandra说。这位染着红发,手臂上纹满了纹身的女人,在中国罕见的几家金属音乐酒吧之一Inferno工作。 酒吧最近刚刚迁址。在之前的街区,发生过太多邻居因噪音问题报警后,警方上门检查的事件。如今她开始收到越来越多来自新组建乐队的演出申请。关于政府对于金属音乐的突然关注,她也表达了自己的见解:“文化会影响一个社会的心态和思维方式。因此当一种文化变得过于强势时,政府会感觉受到了威胁。”

如今所有舞台上发生的任何事都被严格监控

  来自法国的Marc Loupe(化名)回忆起的情况与现状截然不同。他在2002年时以音乐经纪人的身份来到北京,主要业务包括组织音乐活动和引进外国乐团到北京演出。“当时我惊叹于这座城市的活力。”Loupe说。他决定搬到中国,是因为他感觉到当时的中国政府真的在为鼓励文化产业的扩张和发展进行尝试。“在接受新风格上,他们很有弹性,包括一些他们并不能完全理解的事物——比如人们在音乐节上发泄情绪的行为。”

金属音乐活动海报:演出越来越少 Caroline von Eichhorn

  但自从两年前习近平上台之后,事情正在发生变化。针对外国和本土乐队管制的严格程度均大幅提升。“他们不再能尊重和欣赏音乐了。”Loupe感慨道。

  在进行每一次音乐活动的组织时,这位音乐经纪人都会愈发感受到这种气氛。他和他的团队必须提前三个月申请许可,并在提交申请时向文化部门呈上全部歌词的中文译文。官方要求活动组织者提交完整的节目单,并禁止任何演出者在舞台上临时更改演出内容。这对于习惯在旅途中修改演出计划,并舞台上即兴发挥的巡回歌手而言无疑是一项不必要的负担。最近开始,有关部门更要求Loupe提交之前演出的录像。当局亦突然开始对艺人的犯罪记录感兴趣——尤其是与毒品相关的犯罪、反华和同情西藏的言论等。

  四月时,德国“Equilibrium”乐队被当局禁止入境,所有原定演出均被取消。乐队方面表示这是由于工作签证的原因,但乐迷们则怀疑是其作品中离经叛道的歌词导致了这一事件。 “这些法律多年前就已经被制定出来,但一直并未被严格执行。” Loupe表示,“现在,当局则会仔细地检查所有录像、音乐和歌词。”“他们已经可以做乐评人了。”他开玩笑说。

  十五年来的首次,他开始担忧自己在中国的未来。但在这位法国人眼中,新的政治路线很可能导致中国社会不得不面临失去活力的风险,而这才是更令人困扰的。

中国的“Wacken”

  1980年代后期,金属音乐自美国传到中国。寇征宇正是通过当时走私进口的录音带首次接触到这种音乐风格的。他回忆称,中国海关会在检查中将磁带剪断,他和他的朋友们随后则会用胶水再将其粘好收听。不久后他们就发现,这种音乐也正是他们想创造的。

  寇征宇买了一把电吉他和一把电贝司就开始了他吉他手的生涯。而直到四年前,他的“窒息”乐队才得以完全实现收支平衡。“全国恐怕只有五支乐队能做到。”他说。

寇征宇和他的“窒息”乐队位于写字楼地下室的练歌房 Caroline von Eichhorn

  官方的审查机制也在不断发展。但纵使审查力度已加强到史无前例的地步,彻底在中国消灭重金属音乐已绝无可能。只有北京和上海才有现代音乐厅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新的俱乐部和乐队如雨后春笋一般以惊人的速度在兰州、武汉和苏州等人口百万级的二三线城市建成。本土化的音乐形式也在逐渐形成,例如“九宝”乐队在来自内蒙古的主唱阿斯汗的带领下就将金属音乐与蒙古族传统旋律和唱腔结合在一起,创造出了一种非常独特的民族金属音乐风格。

  音乐人们对于找到属于自己的训练场地也很有一套办法。寇征宇离开了咖啡厅的露台,走过地下通道进入了一座写字楼,乘坐电梯来到了地下三层。这里曾经是停车场,经过了改造,安装了镜子和明亮的照明设备后,就变身为一间练歌房。地面上遍布着各种线路,一旁摆着一部崭新的电子混音器。寇征宇的同伴们——四名身着黑衣、或抱着电吉他,或坐在架子鼓后的年轻人都已准备完毕。

  寇征宇并不想放弃他将330音乐节做大做强的计划。“我将用一生去努力,让重金属音乐在中国更被主流社会所接受,更为流行。”他表示,“我希望330有朝一日能成为中国的Wacken音乐节。”他轻踩了一下吉他踏板,随后他失真的吉他声淹没了一切。

本文原载于 《明镜周刊》网站 网站,并获得2015年度 Hostwriter 合作奖第一名 一名。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与本网站和翻译人员无关。


Published November 2015
first publication (original article): Spiegel Online




     TRANSLATE THIS ARTICLE 



other articles from this region